《希伯来圣经》的语境，既是文学的、社会的、历史的，又是神学的、宗教的。其中有些形象（或称为意象）在当时或以后的教会传统和文化传统中，已被赋予某些特殊含义，已被圣化为《圣经》真理的象征。这关系到希伯来语的表达习惯、以色列人生活的自然环境、社会和历史人文处境等很复杂的问题。浸润在耶和华宗教文化中的古以色列人也许并不会自觉地认识到他们是在进行“文学形象思维”和文学创作，而是认为《希伯来圣经》乃他们的“圣典”。

但总的来说，对《希伯来圣经》的文学意象的解析，就是探讨以色列人对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思维方式问题。就今天研究《圣经》文本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如何评价、诠释和应用《圣经》经文的神学诠释学问题。换言之，本文所言“思维方式”问题，是指《希伯来圣经》和《新约》的作者们以文学和宗教语言思想什么、怎样思考、以及为什么这样思考等问题。也就是采用何种途径，运用何种范畴和逻辑，遵循什么样的思维规则去感知和认识以色列人周边的世界的问题。这是一个属于哲学的认识论问题，因为《希伯来圣经》体现的是一个民族的精英们纯熟的宗教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时也是《希伯来圣经》文学研究的一个课题，因为《希伯来圣经》是用以色列人特有的文学语言写成的经典。

本文试图从《希伯来圣经》和《新约》文本提供给我们的诸多文学意象入手，探讨以色列人思维的内容、方式和诠释规律，从而能够深入《希伯来圣经》文本去认识和欣赏这一西方文化原典??同时更是犹太教徒和基督徒的经典。《希伯来圣经》意象思维或象征思维的内容、格式和规律，甚至被基督教和西方文学继承下来，某些意象和事件被作为阐发宗教真理的范型（或原型），被诠释和再诠释 （如但丁的作品），直到今天仍然发挥这巨大的影响。而当柏拉图、亚理士多得为代表的希腊哲学思维方式被基督教接纳以后，在诸多教义纷争上，意象思维和严谨的逻辑思维就不断较力、又不断和解。其实这两种思维方式都是人作为人，其精神世界反映和把握客观世界的必然和必需的方式。本文要指出的是，若要分析、诠释和欣赏圣经文学，就必须
先要理解甚至体认圣经的宗教和信仰。

一、《希伯来圣经》“意象体系”或“象征体系” 之思维特色与神学根基

1、从“物象”到“心象”??《希伯来圣经》“意象思维”的生成

（1）“表象”•“隐喻”•“意象”

《希伯来圣经》充满了“意象化”思维，即用“意象”的特殊形式反映现实生活和内心世界的具体、可感、生动，能唤起人们思想感情的思维方式。这是一个从客观的“物象”（包括植物、动物、矿物、人物、自然万象、历史事件等等），经过人的心灵的加工和升华到“心象”的过程。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这种“心象”即认识论上的“表象”。表象是外物的呈现方式，是在感觉和知觉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一定概括性的感性形象，是感性认识的高级形式。表象是事物不在面前时，人们在头脑中出现的关于事物的形象。从信息加工的角度来讲，表象是指当前不存在的物体或事件的一种知识表征，这种表征具有鲜明的形象性 。这是语言艺术（文学）、造型艺术等艺术创造必备的基础。而心理学上所言“形象”，其外延大于我们上文所言文学作品的“形象”??形象就是人们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味觉等各种感觉器官在大脑中形成的关于某种事物的整体印象，简言之是知觉，即各种感觉的再现。形象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人们对事物的感知，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的感知不会完全相同，因而其正确性受到人的意识和认知过程的影响。由于意识具有主观能动性，因此事物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不同形象会对人的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 。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犹太人按照宗教上的“圣洁”标准，将“分蹄却不倒嚼的”猪这种动物归入“不洁”之类，而中国人却将猪视为祭祀祖宗社稷的“三牲”之一。当然，从以色列人的宗教信仰上讲，所有记载在《圣经》中的“意象”（或“异象”、“记号”），都是出于上帝的灵的感动??不过这种感动是用人的语言讲出来，后来再写下来的。

从上述定义看，所谓“表象”和“形象”在内涵和外延上几乎是相等的。就《圣经》的文本而言，作者们倾心思考的不仅仅是“文学创作”，而是奇幻的宗教问题，他们善于通观古今、融会物我，用语言或宗教仪式造就一种特殊的“意蕴”，所以，本文在《圣经》象征体系范畴内，称《圣经》文本呈现的“心象”或“表象”为“意象”。客观形象与主观心灵融合成的带有某种意蕴与情调的东西。所谓意象，就是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体独特的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笔者认为，从表象或意象转化为“象征”的思维过程，就是所谓的“隐喻”。“隐喻”与象征直接相关，是“象征”得以形成的重要手段。但是，从修辞学角度研究的”隐喻”和从认知角度研究的”隐喻”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根据当今有关隐喻研究的最新理论, 隐喻不能单纯作为语言内部的一种修辞手段, 而应把它和人类的认知过程相联系。隐喻是一种思维方式，人类以隐喻式思维认知世界 .难言之则隐，欲隐则喻，喻则以象，此之谓也。《希伯来圣经》和《新约》使用“象征”或“隐喻”时，大都带有强烈的审美请调、价值判断和信仰的感情??含有与宗教认知的历史密切相关的内容，概言之，即以色列人善于慎终追远。因此，不进入《希伯来圣经》文本，不进入以色列人的心灵世界，就难以理解《圣经》的隐喻和象征。如下文所言《希伯来圣经》的“启示文学”中的种种“异梦”、“异象”、“预言”很多就是采用隐喻手法的意象和象征。如果不了解以色列人和初期教会血与火的苦苦挣扎，不了解那个意象产生的时代和作者的特殊经历与性格，就难以体会这些个性象征，《圣经》的象征或意象思维不是单纯的“玩弄辞藻”或文字游戏。

除“隐喻”外，《圣经》塑造和形成这种“心象”或“意象”的修辞手段还有几十种之多，如夸张、婉辞、比喻（明喻）、寓言、举偶、拟人、呼告、谐音、示现、迁德、反覆等等 。其实，它们既是修辞手段，又同时是思维方式。如下文所言诸多简单象征和复杂、多义象征，就属于以各种修辞手段进行意象思维的例子。虽然这些思维方式与运用精细的概念、论证、推理等方法的科学思维有显著区别，但是并不表示它是低级的原始的、粗鄙的。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用科学和理性的手段去分析和认识它、欣赏它。当然，这并不是说，《圣经》当中和以色列民族不善于运用严谨的三段论、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和数理逻辑。因为历史上无数的大哲人、科学家、经济学家都出自以色列民族。

以色列人是一个重视“言语”的民族，他们认为上帝是用“话”或口中的“言”创造和掌管世界，所以，“修辞”在《希伯来圣经》中的地位异常重要。而象征与修辞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修辞对塑造各类“意象”有着重要作用。但是修辞仅仅是语言文字的艺术手段，而以色列人的日常生活和宗教生活另有很多手段和方法也可以表达和传承更多的意象和象征，比如属造型艺术的会幕及其各种设施、物件；属表演艺术的会幕和圣殿崇拜中的各种仪式、动作、婚丧嫁娶和节日的许多活动等等。虽然古代的宗教活动已经不能重现，但《圣经》的文字记载却证实了这一切。所以，我们讨论的内容虽然是《圣经》的文本记载的“意象”，却涉及整个的旧约世界，即以色列人所感触到的他们生息、繁衍、颠沛流离于斯的那片山河土地上的人生和社会生活。新旧约《圣经》中经常提到各种各样的动植物及矿物以及天上人间诸多物象。就动植物形象而言，无论是狼虫虎豹狗驴，还是鱼鸟蚂蚁猿鳄、树花草庄稼、云雷山河海，大都有人的动作行为甚至说人言，既体现了《圣经》作者高超的文学思维艺术，又表达出了生动的神学思考。就“人的形象”而言，从列祖到民族英雄、君王、平民百姓，无不栩栩如生，成为诠释和模仿的典型。就其它“物象”而言，也都承载了许多文化习俗上的、宗教上的意义。在一般的文艺理论上，通常用“形象”来指称文艺作品中具有一定思想内容和艺术感染力的画面，并且主要指“人物形象”。但是，《圣经》中这种具有持久感染力和永恒魅力的画面（即《圣经》宗教文化的“原型”），却不仅仅是“人物形象”。所以，本文称《希伯来圣经》塑造的这种画面为“意象”，即《希伯来圣经》作者用希伯来语描绘和述说的一些包含宗教教义、历史意义、价值判断、民族情感和审美情趣的人物、物象、事件等的画面。具体说来，有人的形象、神灵的形象、动物的形象、植物的形象、矿物的形象；有故事的场面、自然界的景象、内心的感触描写；甚至某些在现代文学范畴中不属于“文学作品”的家谱、人物名单、数字、物件统计、说理文章（如先知书、智慧文学）里，也充满具体生动的“意象”，并且与上述意象互相诠释，构成以色列人的心灵世界，进而指导他们的现实生活和宗教行为、民俗，形成迥异于其他民族的民族性格。

（2）“能指”•“所指”•“象征”

由于《希伯来圣经》的意象是具体、可感、生动的，所以当它们被用作“象征”时，它们的初始意义可以被反复诠释和延展、扩大。正如上文所言，《圣经》的作者们采用各种文学修辞手段塑造种种“意象”或“形象”（其实就是“心象”），再由这些意象进一步联想、发挥和想像，历经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增广，形成《圣经》各书卷中更为复杂的“象征”。所以，作为“象征”体的“物象”或“表象”（或称为“能指”），是传递象征体本义（或称为“本义”、“所指”）的一个中介。这样说来，“象征”在《希伯来圣经》的文化中就不但是一种单纯的语言艺术或造型艺术手段，而是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象征是人类固有的思维活动和心理活动的方式，是人类理性与非理性思维、心理活动的结果” 。其中多杂有联想、想像、幻想、暗示等心理活动。当然，以象征为特色的“意象思维”最后的目的是与现代的哲学思维和逻辑思辨异曲同工，为了诠释和理解自身的信仰和现实世界。按照“象征”的结构，《圣经》中的“象征”可分为“简单象征”和“复杂象征”、“多义象征”、“个体象征”等 。简单象征是指一个意象单纯而确定地表达一个象征意义，如“鸽子”象征柔顺、智慧和善良。复杂象征和多义象征是指一个意象可以在不同地点和时代表达多种象征意义，如“埃及”象征“奴役”，又可以象征偶像崇拜和罪恶之地，同时又作为以色列人的第二故乡等等。从象征体的性质（“能指”或“喻体”）分，象征又可以分为动物、植物、矿物、人物、神灵以及其他象征。

2、意象思维的神学根基

然而，《圣经》中这种对天文、地理、历史事件、动物、植物、器物、服饰等相关的描述，在文艺复兴和启蒙时期，却曾经被近代的相关门类的科学知识所质疑，并进而遭到经验论和唯理论在哲学上的讦难，所谓“《圣经》评鉴学”由此诞生。马太•丁道尔(Matthew Tindal, 1655-1733年)曾言，任何声称《圣经》中有所谓“特殊的启示”的观点都是违背理性的“简明真理”的。他讥讽《希伯来圣经》的割礼和以动物献祭，外邦先知巴兰的神谕，同以利亚求雨等等一样，都是违背理性和科学的 。

但问题是，《圣经》首先是古人的一部文学之书、宗教之书，或者说，其中的飞潜动植的描述，直接的功用是文学的宗教的或者说是灵性的 。这就需要我们探本求源，理解以色列人的形象思维或意象思维，理解《圣经》中的诸般形象。以色列人对宗教信仰和生命、生活中各样事物的观念与价值判断，则寓于以各种文学手段描绘出的“动物形象”之中。正如上文所说，圣言的作者运用了象征、比喻（分明喻、借喻、暗喻）、寓言、夸张、烘托、渲染、通感、反讽、白描等修辞手段和文学描写方式，细腻而生动地描绘了形形色色的动物形象，显示出希伯来人高超的文学技巧和在神学上的“象思维”（形象思维或“具象思维”）。用动物、植物等形象来表达对在上帝面光之下生活的圣民对人、上帝和人的关系的感悟，这正是《圣经》语言和思想的一大妙处。而以色列人如果跟随迦南诸土著居民以及其它国族，膜拜他们仿照天地万物的形象所造的金银铜铁木石的偶像，则是从根本上违背了以色列信仰的本质??虽然以色列人与这些民族是近邻甚至是近亲，有时甚至采纳和借用他们的一些宗教元素加以“耶和华化”的改造，并入希伯来宗教中。当然，以色列人在那个古旧的时代，并没有现代的天文地理和数学、物理知识，他们的宇宙观仍然是“三层楼式”的，即天上的世界、中间的人的世界、地下或深渊中的鬼魂和地狱。《圣经》中所有的意象，都是被放到这样一个宇宙天地中的。在以色列人的思维逻辑中，“天上”和“人间”，“外在之物”和“心灵世界”（意义世界），甚至同是一个领域的物象与物象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后世哲学逻辑中的区分，尤其是柏拉图哲学中“理念”和“具体的粗糙的事物”的区分，而是非常类似于后世的“通感”或“意识流”的运用,将“主观”与“客观”、实存与想象、现在与未来交织在信仰的世界中。所以，意象思维的本质是一种生动的、审美的、隐含价值判断和感情色彩而最后归结于信仰的心灵活动。

《圣经》用多种修辞手法塑造意象，是为了表达思想感情，表达价值判断。《希伯来圣经》文学语言表达的宗教思想往往会形成种种意蕴或意象，沉浸在其中的人往往会一旦触及这些意蕴就会心领神会，意蕴代代相传且具有广阔的联想空间和时代适应性。在《圣经》的世界，风云水火、飞潜动植在古人眼中和今人眼中会有相当不同的“意义”。这些物象，大多数是能够诉诸视觉形象的。自然界实存的动物、植物、矿物、人物、乃至历史事件等与《圣经》书卷作者“心中的动物形象、植物意象、矿物意象”以及其它物象、人物，即作者以文学语言描绘出的具备宗教或神学隐喻、象征意义的“意象”既紧密相关，又有区别，其中经过了运用形象思维观察、凝炼、改造和升华的过程，而千百年传承至今的《圣经》文本则是对这些意象的文字记录，并被奉为经典。就动物形象来说，《《圣经》》所载伊甸园中的蛇能说话，先知笔下狐狸会跳舞，豺狼能唱歌，智慧书中蚂蚁很聪明，蚂蟥可作诗、植物可以说话、相互吞吃、选举植物的领袖……古希伯来人思考包括飞潜动植在内的世界的方式与今天的科级昌明时代的人已经大不相同。这种以象征和联想为手段表情达意，阐明宗教思想或政治军事意义的形象思维方式，在古代的近东诸民族、邦国中是很常见的。 只不过希伯来人更多地采用语言艺术塑造形象，而周边其它民族则更多运用人造的物象表达思想，容易陷入偶像崇拜。但问题仍然存在：《圣经》既然被认定为包含“上帝的圣言”之书，我们今天应如何理解《圣经》的话语，特别是其中关乎动物的意象的经文并克服古今时空的差距，从中抽绎出神学和灵性的意义？从今天的文学理论来看，《圣经》是一部充满文学意象的书，而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人类天生的技艺。在这一点上，作为上帝首选之民的以色列人也不例外。用文学的形象思维表达宗教的感情、真理和体验，这是《圣经》在文学和神学之间奇妙转换的过程。而其中的动物形象或与动物有关的神学意象，如伊甸园中一口两舌的蛇，巴兰的能说人言的驴子，以利亚为人服役的乌鸦，挪亚放飞的鸽子，但以理意象中身生双翼的大怪兽，耶稣比喻中的麻雀，尤为奇妙的是“马槽”、“东方三博士”、“圣灵的鸽子”、“五饼二鱼”、“被杀的羔羊”、“得胜的羔羊”、“好撒玛利亚人”、祭坛上的牺牲、“芥菜的种子”、“稗子和麦子”、“野地里的百合花”等，更成为后代神学甚至西方文化中有精确宗教意义的术语。在此，文学、历史、神学相遇了。这是一个神学诠释学的问题，当然也是一个日用的讲台上对《圣经》经文的应用问题。作为犹太人的“拉比”和“夫子”的耶稣更是常择身边事、物，喻“属灵”真理，深入浅出灵意隽永。从客观、实存的圣经世界看，地理位置、地貌、土壤、气候、水文等因素，决定了《圣经》中植物、动物、矿物的种类和分布，他们的历史遭遇，也决定了民族历史中会发生一些特殊的事件、出现一些特殊的人物，这都极大地影响着这个弱小的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但我们进行分析描述的目的，不是从纯植物学、动物学、历史学或文学角度，而是从探究《圣经》作者文学思维方式的角度出发，了解这些物象如何用于圣事、农事、生活，如何被圣言作者用来说明他们的信仰与生活，被耶稣用来作比喻，并说明从《希伯来圣经》到《新约》，这种意象文化和意象思维是一脉相承的。

《圣经》中的意象思维，奠基于一个坚实的神学基础，即万物都是独一上帝凭着他的圣言创造、关爱和治理的。无论是就“物质”和“精神”而言，还是就“今生”和“来世”、“灵魂”和“肉体”、“生命”与“死亡”、“上帝的国”和“地上的世界”等看似对立的范畴而言，古希伯来人的意象思维中都不是“二元对立”的。比如说某某人死了，他们说“某某与列祖同睡”。而以诺则在世与上帝同行三百年。即使单纯地使用现代文论所言“白描”手法，圣经的叙事也能造就震撼心灵的某些意象的原型。因为从宗教世界观来看，这些都在属灵的上帝对世界和人的关顾与安排之中。另一方面，被造物和造物主又绝对不能混为一谈。这样的神学根基和灵性经验，使各种形象既丰富多彩，又避免了以色列周边民族的动物或者物象崇拜。比如关于太阳、月亮、星宿，《创世记》和《诗篇》以及先知书都明言它们都是上帝造的，并为上帝服役，甚至可以加入荣耀和颂赞上帝的庞大乐队：“诸天述说耶和华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从这日到那日发出声音……”（诗119:8）云、风、雷、电、火、山川、河流及天地万物都降服在上主威权之下。即：这些意象无论如何强大、凶猛、奸诈、邪恶，它们却都在造物主的掌控之下。这些动物意象，无不反映了以色列人观察和思考信仰与生活的经验与感悟??它们以生活场景的片断与画面的形式，被穿插进以色列总的历史框架中，表达着叙述者和听众，或者说编写者和读者的一种特有的慎终追远的情怀，和民族生命当中与上帝交往的经验。以色列人的时间观念和历史哲学是少有的严谨和规整，而时间和历史的神学恰恰奠基于独一真神创造和引领世界历史这一神学根基。所以，《圣经》中的诸多意象被纳入历史框架后，不论这些意象是纯宗教仪式和信仰的，还是所谓“世俗”的、属于以色列人甚至外邦人日常生活情意发挥的，千回百转都是在他们所信仰的那位上帝的圣光之中。《圣经》意象涵括了一个民族生活和历史记忆的方方面面，看似林林总总、杂乱无章，但通过意象思维背后的世界观的神学意义上的逻辑，却变得井然有序了。也就是说，圣经的象征文化体系中的“象征体”（即各种物象、色彩、语言称谓、祭司的服饰、献祭的设施、动作、器物等等）和“象征本义”（文化、习俗特别是宗教上的意义）不是“实在、客观”与“观念、主观”的关系，而是一种处在同一个生活场景和知识背景当中的相互诠释、互相说明的关系，象征体和象征本义之间的所谓“相似性”绝对不是任意规定的，而是统一于耶和华信仰指导下的生活。

二、《圣经》的“意象思维”例说

《五经》，特别是《创世记》第一章充分显示了古代犹太人对生物界“各从其类”的观念。这说明以色人对各种表象和物象的认识是比较清晰和准确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希伯来圣经》中从这些“表象”生发的纷繁复杂的各种“象征”和“意象”也决不是任意、混杂和无序的。在那里，对各种生物现象的评价是“甚好”；而《利未记》则以宗教仪式的“圣洁”与否，划定了当时古人所能知晓的动物的类别。如乌鸦喜好食腐肉，则绝对不能用来献祭；而鸽子食素且清洁秀美，是献祭的首选之鸟。这说明，《圣经》中的动物意象（包括植物、矿物、人物、仪式化的动作）仍然是以犹太人对自然界和人类生活的基本知识为基准的；在这个基础之上，作了灵性或神学上的划分。下面，我们将进入《希伯来圣经》文本，依照“象征”结构的类型和象征所使用的“能指”（或“喻体”），并结合形成象征的修辞手段，作简要的分类和剖析。

（一）《希伯来圣经》中“简单象征”的功用和认知过程例说

《圣经》的意象和象征最直接的功用是指导生活和宗教教化。以色列人以言传递这种教化；言之不足，则笔之于书，形成圣典；笔之于书不足，则施之以宗教化的节日和习俗，最重要的当然是严谨的宗教戒律。这样，最生动形象、最富想像力和联想功能的意象与象征，却与最严谨、甚至有些食古不化的宗教禁忌与规条结合于以色列人的生命和生活中。当然，我们讨论的对象，今天只能限于《圣经》的文本。下文所举各例，均属“简单象征”。作为中介的象征体与携带的象征义组成，象征义仅用一次间接的表达，意义清晰，通过一次联想即可理解象征体的涵义 。象征体（喻体）和象征义（本体）之间，总是有某种程度或某些方面的相似性或关联性。简单象征与以色列人的生活日用和象征的运用者的背景知识（包括生活环境、民族历史情感、社会风俗等复杂的文化因素）密切相关??这些意象或象征体的原型，均取材于以色列现实生活的“物象”或前人已经描绘出的形象。因而象征或隐喻的“喻体”和“本体”之间的联系，必须结合以色列人的文化和习俗来确认，而不是任意规定的。并且，意象和象征的形成，不仅仅是用“隐喻”，而且还运用了明喻、夸张、暗示、借代等多种手法。试举数例如下：

作为集体名词，“鸟雀”在《希伯来圣经》中出现71次。其名词源出动词“飞翔”。这个词在原文也有长翅膀的昆虫的意思 。《圣经》提醒我们，鸟雀是被造物，被人类命名，在洪水时被带入方舟，在区分其“洁”与“不洁”后，可以作食物和用来献祭。这个词的动词和名词意义，在《希伯来圣经》中经常用来描述能够飞翔的灵界或异象中的存在物，如撒拉弗（《以赛亚书》第6章）、基路伯（结37:9）；《但以理书》所描写的飞行的天使加百列、西番雅书中“飞行的书卷”等等。希伯来人因鸟雀灵动有翼，可以转瞬间来去于天地之间等特殊能力，而赋予这种生物丰富奇幻的意象，通常与“转瞬即逝”的事物、为上帝服役的灵界存在、甚至突然临到的痛苦、梦境的经历等有关 。如《诗篇》形容人生命的短暂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矜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诗90:10）。

《圣经》中提到的50余种鸟雀大都可以作为“能指”或“喻体”而形成某种象征，进而触发意象思维。如：鹧鸪，住在岩石的鹧鸪喜好隐藏，人常闻其声而不见其形。戴维被扫罗追逼的时候，形容自己象“人在山上猎取的鹧鸪”(撒上26：20)。 鹳鸟(耶8：7)，每年都定期在南阿拉伯和非洲过冬，然后北行经过以色列境。人们最常见，数量最多的是白鹳群飞过。先知耶利米用此教训以色列民当学的功课：“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定期”(耶8：7)。鹰力大善飞，目光敏锐视力特强，又异常勇猛具有活力。因此《圣经》用以形容人精力旺盛：“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赛40：31)，“如鹰返老还童”(诗103：5)。罗马军队也用鹰作徽号。《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用鹰代表毁灭耶路撒冷的罗马军队。

从以，上简略的分析可以看出，希伯来人对鸟类的认识和分类并不是从现代生物学分类着眼，而是植根于古人农牧生活中对鸟类生活习性的直观认识，进而进行丰富的联想和想象，并记录在他们的经典《圣经》之中。因此，“直观”是《圣经》中“简单象征”的特色，而一般经过一次的联想和比附，这是简单象征形成的过程。智者说：“人离本处飘流，好像鸟雀离窝游飞”（箴27:8），智者又说：“戏笑父亲，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他的眼睛必为谷中的乌鸦啄出来，为鹰雏所吃。”（箴30:17）。从大漠孤烟中走来的这个游牧、半游牧民族，虽然对这些能够自由飞翔的精灵充满惊异之心，但是他们坚定的独一真神信仰却使他们坚信鸟类也是上帝的创造物。因而避免了象他们的近邻如埃及人对鹰等鸟类的动物崇拜。在《利未记》等书卷中，还根据宗教和卫生上的原因，将鸟类分为“洁”与“不洁”两大类。当然，即使是所谓“不洁”的鸟类（包括兽类），犹太人也不是绝对不与它们接触，而是有所利用。例如上文所提及的那只在约旦河东基立溪畔叼饼和肉侍奉先知以利亚的乌鸦，竟然被记载在这位重要的早期先知的“行传”中。而“鹰”也是“不洁”的鸟类，却多次被用作与上帝的作为和能力有关的描述。这说明了犹太人生活和意象思维的复杂性，也显示出某些所谓“简单象征”也会转化为“多义象征”和“复杂象征”。再比如：

希伯来《圣经》提到的“兽类” 其实是指“有生命、有活力的的活物”。其词根意义甚至与一切的生命存在有关，如上帝和人的生命 。当然，《创世记》等书卷指出，生命的活力来自上帝的命令和创造。基于这种神学思想，地上的各种活物都是得蒙上帝的恩眷，为荣耀上帝而存在，他们再强大，也是受制于造物主的。人，虽然奉上帝命令给各样活物取了名字并治理他们（创20:19），但对生命的把握之权、生命的奥秘却属于上帝。古人观察和思考这些兽类的方式，仍然是基于直观和想象。连最善于观察大自然的智者也对动物的动作和行为感到惊奇和神秘：“我所猜不透的有三样，连我所不知道的共有四样，就是鹰在空中飞的道，蛇在盘石上爬的道……”（箴30:18）

古希伯来人与古代近东诸多民族一样，对兽类的世界有着丰富奇幻的想象。“鸟类”和“兽类”既可作人的伙伴为人服役，也会侵害人造成死伤。所以，在《希伯来圣经》和与之相关的埃及、两河流域以及迦南地发掘出土的资料中，动物意象广泛出现在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和先知的异像中。希伯来人经常借用或发挥邻邦的动物形象的神话和故事，将之归纳入一神信仰占主导地位的体系中。兽的形象，既可表征勇猛、善良、柔顺，又可能成为残暴、阴险、诡诈与上帝抗衡的力量的象征 。

《圣经》以鹿和羚羊代表温雅和驯良(参歌2：8—9)，而狐狸则狡猾多疑，喜食水果，会毁坏葡萄园(参歌2：15；结13：4)。胡狼比狼体型小，性凶猛，常在夜间成群出来觅食，并偷袭羊群。耶稣曾用“残暴的狼”比喻假先知(参太7：15)。参孙曾捉胡狼三百(参士15：4。据考证，参孙捉的是胡狼而不是狐狸)。豹子亦是凶猛的食肉动物，皮毛有斑点，于伺机而动突袭猎物。《圣经》中“豹岂能改变斑点呢？(参耶13：23)”这句话，今天已演变成一句成语。耶13：23：“古实人(即黑种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若能，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了。”主前七世纪的先知杰里迈亚谴责犹大国民的不义，指出一贯行恶的人，恶习已根深蒂固，若要叫他们改弦易辙，弃恶行善，犹如叫豹改变身上斑点一样难。《圣经》中提到的熊一般是叙利亚的棕色熊。性情凶猛，杂食。它常吃果子、树根、鸟蛋、蜂巢，几乎什么都吃。熊饥饿时，也会从羊群中掠取羊羔。所以戴维在作牧羊人时，常要保护羊群免受袭击(撒上17：34—36；撒下17：8)。《圣经》曾记载有两只熊攻击一群戏笑伊莱沙的童子(参王下2：24)。在《圣经》时代，马是君王和贵族特有的财产。以色列人直到大卫王时才有人养马。马匹是战争中的“武器”，也代表力量。但人当倚靠上帝，不应仅仅倚靠马力(参赛31：1)。驴和骡都是常见的驮货和坐骑动物。它们脚步稳健，比马更适宜在崎岖山路上行走。《圣经》中多次提到驴。如巴兰的故事中，上帝曾使驴开口讲人言，令巴兰惊异非常(民22：)；扫罗为了追寻失去的驴而与撒母耳会面(参撒上9—10章)。耶稣也是骑驴进入耶路撒冷，表明他是和平的君(参太21：1—11)。

在《圣经》中，“羊”有绵羊和山羊等几种。羊的形象和意象思维遍布新旧约圣经(创27：9，4：2；出26：7；利1：10；太25：32；约10：1—12)。从日常功用讲，它们的肉、奶可食，皮可制衣，因此对以色列民的生活很重要，象征着财富和尊荣。这两种羊又都可作会幕与圣殿献祭之用。逾越节的羔羊则成了基督的“预表”，其实是《新约》作者对《希伯来圣经》献祭宗教意义和意象的扩展和“应用”。羊群在良牧日夜看护引领下，出没于山野草地间。牧人认识每一只羊，羊也听他的声音(参看约10章)。因此，上帝也常常被形容为以色列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我……（《诗篇》第23篇）

再如，矿物以及其它物象也可以形成《希伯来圣经》的文学和神学的意象思维。关于矿物的“金银文化”和“玉石文化”中，金银、玉石象征着富贵、尊荣、珍稀和灵界的奇幻无比，如《希伯来圣经》中大祭司的十二块玉石胸牌、先知和祭司以西结所见上帝及其使者降临的异象中的“精金”、“水苍玉”、《新约》新耶路撒冷异象中圣城的十二根玉石门柱等等。这是以人间之“物”，象征和说明“天上事物”的荣美，意思是带给人企盼和鼓舞。既有审美情趣，又有宗教教理的奥义。

关于土地和国家的“圣地”文化：“应许之地”、“流奶与蜜之地”的意象以及后世的以色列人对“耶路撒冷”、“圣地”、“哭墙”的认识和价值判断，已经扩展和深化为一种情结，一种心灵的意象，而不单单是能用经济基础于上层建筑或者“物质”和“意识”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作简单说明的。这也远远超出了文学创作中老生常谈的“形象”、“形象性”、“形象化”的话题。也就是说，“意象思维”或者某个意象既是反映现实世界和实际生活遭遇的，也是反映（主要是用语言）心灵世界的。这就不是单纯的文学艺术创作的问题，而是包含着沉重的历史话题、民族关系问题、战争问题和信仰问题。这个问题一直牵扯着世界各地犹太人的心，直到今日。

（二）“多义象征”和“复杂象征”的功用和认知过程例说

“复杂象征”属“多次”或“复合”象征，复杂象征的象征体一般因年代久远而承载的象征涵义越来越多，有时难以搜罗完整；而多义象征是指象征体有多种涵义，有些涵义没有相互联系甚至涵义相反。在《希伯来圣经》中很多的象征就属于多义和复杂象征??这为旧约的诠释者揭示了圣经世界和以色列象征文化的复杂性。《圣经》中的“物象”或“意象”形成复杂或多义象征的原因，与以色列人生活经验的积累与丰富有关，也与以色列人同周边民族的文化交往有关。当然，更重要的是“象征体”本身的复杂性。试举数例如下。

鸽的多义象征(创8：11；诗55：6；歌1：15，4：1，5：2；太3：16等):以色列地鸽有家鸽、岩鸽、原鸽等多种。一般体长30厘米左右，肉可制美肴，羽毛丰满美观，善于飞翔，鸣声动听，视力极佳。鸽和斑鸠是《圣经》时代以色列民最熟悉、最常见的两种鸟类，甚至可养作家禽。买不起绵羊、山羊或牛做祭牲的穷人，可献上雏鸽两只。鸽由于其本身具有造万物的神所赐的许多美好特征，《圣经》赋予它种种佳美的意象：

鸽子代表着平安和和平。如洪水滔天时，鸽子却给挪亚带来一片新绿的橄榄枝(创8：8—12)。这个记载在《圣经》中的事件，成为今日联合国旗帜上“和平鸽”和“橄榄枝”形象所代表的“平安”和“希望”的象征。另外，雨过天晴时出现的“虹”，也成为以色列人传说中上帝与人立平安和怜悯之约的一个“记号”（sign) 。这种“记号”,在“意象思维”的范畴中，就是一种以物象喻示更加深刻的信仰和精神涵义的“象征” 。上帝给该隐立一个“记号”，以示对这个漂泊流浪之人的看顾（创4:15）；以色列出埃及的当夜，以色列人在门楣上涂羔羊的血为“记号”，灭命的天使便“越过”这家不击杀他们的长子，这便是以色列日后重大节日之一“逾越节”的来历（出12:13）；先知们说“预言”，也常常以物或人或象征性的动作举止为“记号”，来警示以色列人（参耶44:29；赛7:11/14；赛44:25等）。对以色列人来说，上帝的创造和眷顾，并他的权柄和威严，在星空、大地、山川河流、在人类自身都有很多“记号”。所以，虽然《圣经》中没有专门书卷和术语讨论以色列人的“意象思维”，但《圣经》文本却给我们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证据来欣赏和体认这种独特的信仰和观察认识世界的方式。

作为多义象征，鸽子还代表着柔顺、安静的人，和良好的品德修养。如诗55：6大卫但愿自己象鸽子一样，振起双翼，高飞远去，得享安息。耶稣也教导他的门徒驯良如鸽子(参太10：16)。更为重要的，鸽子是“圣灵”的记号：如主耶稣受洗时，圣灵如鸽子裂天而降在主身上(参可1：10)；如果以上所举是鸽子关乎宗教和“神圣”涵义的象征义，那么在所谓“世俗”或“俗生活”中，鸽子还常用来形容情人的美好可爱，如歌1：15牧郎赞美新妇说她的目光就象鸽子眼一般柔和可亲，鸽子的喁喁情语在雅歌中用作亲情的词藻。这说明，即使在意象思维中，以色列人也不是后世某些基督徒所言机械化地“圣”与“俗”绝对对立，以为他们始终象一队面无表情的军人一样生活。象“鸽子”一样，《圣经》中的象征和意象很多是有“审美”意蕴的，但也有很多是“审丑”与“审美”都生发于同一个喻体（或象征体）。如

关于“蛇”的象征和意象思维?种类很多，分有毒蛇和无毒蛇两大类，均体修长无足但以腹帖地善爬行。伊甸园中，撒但曾以蛇的形象花言巧语诱始祖犯罪，故遭天谴。但在新约，主却教训我们“灵巧象蛇”。这显示出事物的复杂性。另有野生的爬物，如鼬、鼹鼠、晰蜴与其类；壁虎、龙子(即变色龙)、守宫(爬虫类的一种，可行走于墙壁之上)、蛇医等，也是野生的动物。关于“蛇”, 在希伯来《圣经》中出现30次。“蛇”是自然界的一种生物呢，还是专门用来指魔鬼撒旦呢？有的学者指出，“蛇”仅仅是被用来作为《希伯来圣经》的一种神话或传说的角色之一，来说明宗教的道理的。可以说，“蛇”是一个多义或复杂象征。如摩西在旷野举铜蛇以医治困境中的子民，耶稣教导人要驯良如“鸽子”，灵巧如“蛇”（太10:16）。但后世的某些基督徒（特别是中国农村的一些基督徒）抽离“蛇”的象征的具体处境，仅仅作虚化的教理式的解读，并立即与现实生活中的蛇和带有蛇、龙形象的物件相联系，判定其价值，甚至认为具有妖魔化的功能而加以摒弃和销毁。其实这是一种混合了低俗的物灵化崇拜和禁忌的思维模式指导下的鲁莽行为。

关于“鱼”和“大海”、“深渊”的象征和意象思维，《创世记》开篇即言：“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里的“渊面”代表着“无序”、“可怕”、“力量强大”……等，以色列人虽生活在海边，他们却不像其近邻腓尼基人（大致今天的黎巴嫩）、埃及人、希腊人一样，成为海上的强盛者和商旅。他们很害怕“深渊”和“海”。但圣地的加利利湖因系活水，故盛产鱼类，传有150种之多。圣地的居民却也得到加利利海的鱼水之利。耶稣的门徒，有很多是渔民。耶稣也以加利利湖周边人烟稠密的乡镇作为他的传道基地。“五饼二鱼”、“得人如得鱼”、“往深水撒网捕鱼”、“圣彼得鱼”等更是我们在讲台上经常说的题目。鱼，在《圣经》中既有灵性的意义，更是当年很多人赖以谋生的重要物质来源。以色列地的西边，就是茫茫的地中海。《希伯来圣经》中吞食先知乔纳的那条大海鱼，则成为上帝创造和实施救恩的道具。诗篇和以赛亚书中所言上帝用刀砍碎其头的“拉哈伯”（利维坦）、“大鱼”、“快行的蛇”、“鳄鱼”，以及相关的大海、深渊、地狱，都是象征与上帝对抗的可怕的历史浊流，但上帝却能利用和制伏这一切。这样，在看似生动充满图画感的上帝的意象和现实世界与“灵界”的诸般意象的争战中，上帝对历史的掌控，也就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命运的安排被巧妙地阐释出来。所以，生动的意象和意象思维，却表现了及其严峻冷静的神学思考。“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在“意象世界”中互相渗透、互相说明，具有无穷的艺术魅力和哲学意义。

狮(但6：16—24；启5：5等)《圣经》中多次提到狮子。它们居住于约旦河谷的丛林中，是凶猛人的兽。但狮子的力气和勇武又是权力的象征，因此耶稣也被称为“犹大的狮子”。以赛亚和杰里迈亚先知都曾提到狮子(赛11：6；耶13：23)。另一方面，在古代世界，狮子也经常被描绘为鬼魔和与人、与神敌对力量的化身。《诗篇》的作者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投靠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将我拯救出来；恐怕他们象狮子撕裂我，甚至撕碎，无人搭救”（诗7:1-2）。因为狮子善于悄然埋伏，猛地扑咬猎物，使人猝不及防（诗10:9-10）。


从人物（包括天使、灵界形象）来看，《希伯来圣经》的文学和神学意象思维也是极其高妙的。

如：
“人子”的象征：“人子”的意象和象征，多出现于旧约的《以西结书》、《但以理书》中，是一个多义象征。新约的耶稣经常自称“人子”，则将“人子”涵义扩展，他自认是上帝的儿子，又是真正的一个“人”。

“弥赛亚”（受膏者）的象征，出现于旧约许多书卷，但以《以赛亚书》最为集中，其中的四首“仆人之歌”和7章、9章等相关经文章节，体现出“弥赛亚”形象本身的多义性，大祭司、君王、仆人、先知自身的隐喻等等。《新约》作者和许多基督徒都对这个形象津津乐道，以为是解开《希伯来圣经》“预言”，以证教会所言所信“古已有言”、“古以有征”的真确性。但脱离了旧约书卷本身的背景，在《希伯来圣经》时代已经应验或部分应验的历史事实，又何以了解人对上帝信仰的真确性呢？所以，《希伯来圣经》的象征本身，不仅仅是虚幻的或指向遥远将来的一些“符号”或仅仅是心灵的想像，而且是指实实在在的历史事件或人物，以色列人是以“象”征言，以史证言的??如此才能成为信仰和心灵的“确据”与“实底”。

关于“圣祖”形象和“圣民”的身份象征：如果从历史批判角度考察，我们顶多能从古代近东的民俗、社会生活处境和相关的考古学证据来说明以色列人的几位圣祖如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真实性”。但是，包括这几位圣祖在内的《希伯来圣经》中的很多历史人物，在后世的口口相传与诠释中，都已经被当作象征或某类人物的代表来看待。因为以色列人的具体生活处境和人们的世界观是复杂的，所以，正典的诠释者对这些人物形象的诠释也是复杂多变的，体现了“人性”的复杂。这样，由历史人物就形成了许多复杂象征。尤其是后世的犹太启示文学和智慧文学作者，简直是各取所需，就这些象征来构建他们自己的精神世界和宗教作品。在《希伯来圣经》的次经和伪经中，《希伯来圣经》各类意象都被拓展了。在旧约时代，“受割礼”和“亚伯拉罕的子孙”成为“圣民”的象征，新约时代则将之拓展为“因信称义的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子孙”??新的圣民或“选民”。之所以能够拓展，是因为意象本身是一种象征，而以色列人的思维方式和作者处境所需，则是促使这种拓展实现的直接原因。

（三）个性象征：“异梦”•“预言”•“异象”

先知文学和智慧文学乃至庄严冷峻的“律法书”中也充满各种“象征”和“意象”??通常用“梦”和“预言”、“异象”来陈述。其中又以作为先知文学的发展和变异的“启示文学”作品中的各种“异象”数量最多、最为奇特瑰丽，最难以解读??除非作者本人已经给出这些意象和“预言”的解释。因此，先知书和启示文学中的“异象”在“象征”的分类上属于“个性象征”??带有强烈的个人主观色彩的象征 。个体象征产生的原因，与作者个人的性格、文学素养和与上帝交往的经历有关，更与以色列人血雨腥风的惨痛民族经历有关。每当出现逼迫、面临灭顶之灾或处于人生和民族重大的转折关头时，就会有先知或其他人物做异梦、见异象（如《创世记》中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祖孙四代都善于做异梦，很多外邦人也做这种梦）。限于篇幅，仅举数例如下：

“梦”和“异象”的内容多涉及上帝、天使和灵界：以色列人中后期启示文学中的异象体系的文学特质和反映的历史实况??启示文学是集希伯来民族精神和文化要素的大成之作。《出埃及》中降于埃及的十大灾象涉及的青蛙、虱子等多种动物意象，也被后世的人尤其是先知和启示文学作者用作种种异象，以表征巨大的灾变、天上的争战、上帝的力量等等。这显示出《希伯来圣经》历史本身意象思维的传承与进展。先知和启示文学作者可以说是运用意象的高手，其作品中有巨大无朋的熊，会飞的狮子，顶天立地的公山羊和公绵羊，头顶日头、脚踏月亮的女子等等意象。如果我们了解了《希伯来圣经》中的意象体系和《希伯来圣经》的形象思维，就会对《希伯来圣经》和《新约》的启示文学作品作出比较准确的解读。也就是说，这些意象或曰能够诉诸视觉的形象，既有其生活的原型，即以色列在古代蛮荒之地所遭遇与亲历的凶猛残暴之狼虫虎豹，同时又作为一种灵性或文学的意象，突出其粗匡之体形、狰狞之面目、迅捷之动作与吃人之本性。这些意象，统统被新约的《启示录》继承和应用，所以，《启示录》是新约当中犹太教色彩十分浓重的一卷书。新《希伯来圣经》启示文学动植物意象总的神学指向，是上帝对世界和诸被造物命运的安排，看似描写“彼岸世界”，实际上都是借着描写巨大的异像以发表作者对当下圣民时局的看法，以激励子民和教会 。

“枯骨复生”的意象或“异象”（NOzH，vision）：在《希伯来圣经》中“预言”、“默示”“异象”（天主教思高译本译作“神视”）等等都与能够诉诸视觉的形象或画面有关。先知们的诸多异象，都可以看作特殊的“个性象征”。先知们的意象包括天上人间很多物象，有些看似荒诞不经，犹如梦境所见。其中一个很特殊的例子，就是先知以西结在民族国破家亡、苟且偷生、前途无望的当头，用生动的文学笔法和充盈的激情描绘出的“枯骨复生”的异象。这个对已经被死亡吞噬的民族和人心出死入生的神学盼望，其意义不亚于后世基督徒所盛赞的基督死而复活的神迹。对今天仍然遭遇不期的苦害、催逼、虐待、压榨和放逐甚至是诬陷的生命，也永远起着鼓舞的作用，这是心的呼唤，这是求生的誓言，相信上帝的力量可以使寸草不生的荒漠，变成绿草如茵的美地??上帝有大能的手，人还惧怕什么呢？


这个意象和象征的形成，与以色列人认为“骨头”代表着“生命的中枢”、感情和意志等背景知识有关（参创2:23,箴12:4等）。

其它如先知所见“会飞的书卷”、 “一筐无花果”、“先知以赛亚赤脚露体行走三年”、“耶利米自带枷锁干预王政”、以赛亚先知将上帝比作葡萄园院主，将以色列比作葡萄园、“施洗的约翰吃蝗虫野蜜住在旷野”等等均属个性象征。

　

三、以“具象”言“抽象”：从意象的一些特例看《希伯来圣经》的象征文化

汉语的“象征”一词，很直接、清晰地指明了“象征”的结构与功用，即“以象（物象）为征（表达，表征）”。“象”即“能指（或喻体、本义）”，“征”即“所指（或本体、象征义）”。汉字的“象”有“相似、相仿”和“图像”等多种涵义。中国文化，尤其是作为中国文化源头之一的“易文化”，本质上就是一种象征文化，采用的是意象思维或“象思维”。中国古典的诗词散文，诸子百家著作中，充满了这种意象和“象思维”，使读者回味无穷，也使得“诗无达诂”，聚讼纷纭。希伯来人与中华民族同属东方的亚洲，“象思维”是亚洲人的一种特别的思维方式。古希伯来文化同样是一种象征文化。犹太人在旷野草场，生长于斯，亦归葬于斯，从其先祖到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形成，始终出于颠沛流离的状态，鸟雀和兽类、植物、矿物首先应该是饮食日用所需的实用之物，以色列人则视之为上帝实在的恩典与创造和赐予。所以，即使它们幻化为宗教和文学中的种种意象，也不会失去本义和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源的功用。故《圣经》作者笔下的诸般意象，即使经过了文学加工和宗教层面的联想，依然鲜活、生动，“意象”和具体世界的关系，绝对不是后世的柏拉图理念世界中“理念”与粗糙的具体事物的关系，或者数理逻辑和“符号学”中冰冷的“符号”与具体事物的关系。也就是说，《圣经》作者的意象思维中的“象征喻体”和“象征意义”（本体）之间，永远保持着基于生活体验和生命感悟的相似性或曰统一性，而不是任意规定的关系。所以，不了解古人农牧渔耕、苦苦挣扎的生活和社会，就不能理解《圣经》中的动物意象和整个《希伯来圣经》意象世界，不能了解旧约特有的宗教情怀。以色列人是靠物质环境而活着，但又是靠着“意义”即对世界的认识而活着。而这些“意义”就是“意象”或从意象延展出去的“象征”的意义。这正是以色列作为一个有信仰的民族在精神上的卓越之处，也或许是以色列宗教乃至从以色列宗教生发和扩展而出的基督教信仰的卓越之处。所以，《圣经》的“意象思维”的生成与运用的本质，是“以具象言（表）抽象”，兼具文学和哲学思维的功用与特色。

如，以色列人不但善于利用自身之眼、耳、鼻、口、舌、身所直接感受到的现实世界诸般事物形成无穷丰富的文学意象，而且还善于将一些抽象的概念也“意象化”或“形象化”，使之具有高度的形象性。如数字中“一”到“十二”大都有“属灵意义”；“智慧”、“愚昧”、“公平”、“公义”、“善良”、“邪恶”、“贪婪”、“崇高”、“卑劣”、“圣洁”、“庄严”、“痛苦”、“喜乐”、“恩典”、“惩罚”……等抽象概念也各具形象，这些意象散见于各种文体的经卷和经文段落中，无不登峰造极、曲尽其妙。试举例如下：

关乎“生命”和“灵魂”的象征和意象思维：用客旅、树的生长、时间的计量单位和工具、用生命体的一些特征如“气息”、“肉体”来表征和形容，来进行意象思维。其中也不乏后世人们加以发展和演化的一些揣摩：如《传道书》的作者感叹：“谁能说人的灵是升上天，兽的灵是下入地呢？”不过，智者的想像仅此而止??没有继续生发出希腊哲学灵魂和物质对立的思想。因为，在希伯来文中，“灵”、“气”、“风”是同一个词。

关乎“新”与“旧”的象征与意象思维??以色列人对“历史”（包括关乎“肇始”和“萌生”的象征和意象思维、关乎“运动”、“变化”或“发展”的象征与意象思维、关乎“世代终结”的象征与意象思维）和“时间”的看法，大大不同于后世以物理学奠基的机械化观念，而是充满感情、彼此交融的。人们因此称以色列人为一个“倒着向前走”的民族。

“智慧”的“形象化”：“智慧”本来是十分抽象的一个概念，但《创世记》用约瑟活生生的传奇经历，诸多的“解梦”实践，说明何谓智慧；智者则将“智慧”描绘为一位温柔贤雅的女性??一位在上帝面前欢呼踊跃的小女孩、一位女先知、一位大能大力的女士（参《箴言》），《便西拉智训》则称“智慧”为上帝口中的“话语”和灵气。

最特殊的也许是以色列人和基督徒信仰的上帝的“意象”和他的性格的象征了。这些象征散见于《圣经》各卷，并且多采用“拟人”或“拟物”手法进行意象思维。上帝禁绝以色列人崇拜偶像，禁绝为上帝立一个天上、地上、海中什么样的物象作为敬拜对象。但《圣经》却时时处处用拟人化去说明、赞美和描绘上帝的作为、权柄与大能。如将上帝称为“父”、“光”、“烈焰”、“牧者”、“丈夫”、“母亲”、“磐石”、“军队的元帅”、“角”、“泉水”等等。先知以西结用很大的篇幅在异象中描绘过上帝并服侍他的灵界存在物降临的情形（结1:－2:）。《启示录》则将复活的基督描绘为“被杀的羔羊”。

关于宗教仪式的“圣物文化”：古希伯来信仰和犹太教的诸多仪式、对象，很大程度上都是象征。《希伯来圣经》本身对此也有明确的界定。在这里的讨论，似乎已经超出了“文学意象”的范围。《希伯来圣经》中这种以具象的动作、器物、仪式、服饰等表达宗教的献祭、节日、习俗的“属灵”（抽象）涵义的现象比比皆是。如旷野漂流和定居巴勒斯坦之处起到凝聚人心、团结各个部族功效的“会幕”及其献祭仪式，均是经过极其精心的设计建造而成，《希伯来圣经》的“五经”花大量篇幅阐明其宗教和民事的意义。当然这种探究似乎已经超出了“语言艺术”塑造形象、成就象征的范围，因为会幕是一种设施，相当于一个舞台，而大祭司献祭则相当于上帝和人相会，这是造型艺术体现的象征文化。先知以西结在以色列国破家亡，会幕和圣殿均已当然无存的困境中却以“异象”的方式，用语言描绘出新的圣殿和献祭制度。《新约》的书卷如《希伯来书》则将古代会幕的种种构造、设施和制度以柏拉图哲学为工具加以新的解释??为教会立定一种特殊的“大祭司基督论”。

四、《希伯来圣经》意象的诠释与“过度诠释”

1、《希伯来圣经》中的意象的“内在诠释”与“意象的还原”

我们今天在欣赏和诠释《希伯来圣经》的象征和意象时，要进行“意象的还原”。还原的理论依据，是旧约的“内在诠释”。对耶和华信仰诠释和再诠释的过程，就是旧约的“内在诠释”，提出旧约“内在诠释”的概念，实际上是在诠释以色列的神学家如何在处境中诠释自己民族的信仰，是对“诠释过程”的分析和诠释。对待《希伯来圣经》的“象征”和“意象思维”，也必须采用“内在诠释的思路，才能体会和深层次地欣赏它们。用现代的诠释学术语说，就是必须象作者那样理解文本，将诠释者的“视域”与作者的视域融合（迦达莫尔语），用意象思维的规律去理解《希伯来圣经》意象和象征文化。力求诠释者视域与《希伯来圣经》作者的视域融合，充分考虑到《希伯来圣经》意象的历史性，注意《希伯来圣经》自身的意象思维的规律则一定程度上可以限制诠释的空间，防止过度诠释。实在说来，旧约的种种“意象”，都是撷取自客观世界和心灵世界，并且在意象中只是描绘这些“喻体”的部分特征，以此作为典型去说明和解释作者的意思。只有进入以色列的生活，才能“意会”这些意象所含蕴的内容。而释经历史上甚为著名的对《希伯来圣经》的“寓意解经”就可以说是一种对《希伯来圣经》意象体系的教义性的过度诠释。从另一方面说，《希伯来圣经》本身的晚期文献（如《但以理书》、诗篇中的某些篇章、部分先知书等）对早期文献的诠释，基本上是遵循了意象本身的原始象征义（本义）的。《新约》中的作品比如《新约》的《启示录》和《雅各书》也有很浓重的犹太启示文学和智慧文学的风骨，其中许多的文学意象、象征及其神学意义，也都保留了这些意象和象征在《希伯来圣经》中本来的特征和永远鲜活的意义。

2、“寓意解经”与“过度诠释”

而比《希伯来圣经》晚期文献更晚出的犹太人的作品，由于受到希腊人用寓意解释《荷马史诗》的方法和实践的影响，开始运用希腊哲学特别是柏拉图哲学来解释《希伯来圣经》，犹太人的寓意解经从此大行其道，如著名的希腊化的犹太学者亚历山大的斐罗的作品和《希伯来圣经》“伪经”中的一些作品。新兴的基督徒（当然他们大都是犹太人）为了给自己新的说教张本，又不愿被扣上离经叛道的罪名，于是很自然地从斐罗那里继承了对《希伯来圣经》（当时是犹太教徒和基督徒共同的《圣经》）的“寓意解经法”，用《希伯来圣经》的某些意象附会新兴的基督教的某些人物、物象和教义，作为自己是“真正”的上帝选民和上帝所立“新约”的证明。其实，骨子里是用柏拉图哲学中“理念论”来解析世界，解析历史、说明当今和未来的方式。后世甚至发展到将《希伯来圣经》的诸般物象、事件本来的象征义与基督教的教义尤其是“基督论”和“耶稣生平”各项目作一一对应式地比较，就此抽空和割裂了《希伯来圣经》意象世界??即使使用这种方法的人或许不知道柏拉图何许人。这是驱逐了与人同行的上帝在历史中的作为与实在的恩典。在这些人手中，《圣经》无疑仍然是“神圣的文本”，但是，“一个文本一旦成为某一文化的‘神圣’文本，在其阅读过程中就可能不断遭受质疑，因而无疑也会遭到‘过度’诠释（overinterpretation）” 。

《希伯来圣经》本身就有很多生发于实际生活遭遇的借“生活之象”以表征宗教之涵义的“隐喻”或“象征”，而“寓意解经”则抛弃这些隐喻义，或将隐喻义直接与基督教教义的某些教义规条划等号。旧约的世界在这种“过度诠释”下就变成了“隐喻的隐喻”。《希伯来圣经》世界是虚幻的，顶多是“预言”或“预示”“新约世界”的到来的一堆幽魂或幻影般的“符号”。其实，这是否认了《希伯来圣经》作者文学和宗教语言相结合创造出的具有永恒魅力的文化世界，是以新兴宗教既定的教义或教条为根本，来作手术刀或切割器，对《希伯来圣经》抽筋剜骨，为我所用。所以，寓意解经是一种“教义式”对《希伯来圣经》的阅读，是将读者的视域强加于作者的视域之上。

结 语

《希伯来圣经》中大量的关于植物、动物、矿物以及其它物象的记载，还有大量的神话传说、传奇、历史人物、事件，其中也包括在现代文论意义上毫无情节和艺术价值可言的人数统计、特殊数字、建筑物说明、家谱资料。这些内容使得《希伯来圣经》俨然是以色列人生活图景的百科全书。但所有这些在《圣经》作者那里，都没有给以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精确说明和定义，而是将生活的经验与信仰的历程渐次迭加到这些内容上去，形成一个个的宗教文化“意象”。上述诸多在《希伯来圣经》中得到记载的内容，其意义和功用正在乎它们与以色列民族的心理、生活经验、民间习俗息息相关，并且在这个族群中代代相传。这些意象实际上是一些生动、丰富、细腻的画面，反映或包含着无穷的想象和联想空间。而诸多的意象，使得《希伯来圣经》历史时空永远生动活泼，持久地对读者产生吸引力。因为，即使我们运用历史鉴别的方法，如《圣经》考古学等，对历史考证得如何精确，也比不上历史人物形象和事件对人心的震撼力即它们的意义重大；即使我们对《圣经》中的树木花草、飞虫走兽鉴定的如何仔细，也不如它们的文学意象和灵性意义重要 。所以，对待《希伯来圣经》中本身就是采用“隐喻”或“象征”手法表情达意的经文，我们就要运用解释“象征”的途径去诠释；而经文明白清晰、用直言判断表情达意的，我们当然安其字面意思去诠释。然而，我们同时也应注意，《希伯来圣经》象征手法中，“象征的本体”的原初意义不会因其象征意义而消失，而变成无意义的一堆“符号”。所以，《希伯来圣经》的意象思维和象征文化与西方的“符号学”所论不属于同一个范畴。《希伯来圣经》替我们描绘的是一位活生生的与人同行的上帝，和以色列人实在的生活，而不是“映在黑洞的墙壁上的影子”的活动。

因为，由历史人物和植物、动物乃至无生命的矿物形成历久弥新的的“意象”的过程，就是以色列人对生活不断阐释，使之有意义的过程。这种意象思维比抽象、冷峻、丝丝入扣、看似有严整逻辑的思维方式，更加能够唤起人的感情、鼓舞意志、增添人作为人的生命的勇气与智慧。因为人的作为，并不是仅仅遵循物理、化学和数学、经济学的公式与所谓“客观规律”。人生不是条条框框的数理逻辑的机械堆积，而是有情、有意、有理性的。人是有“灵”和“心”的——生命、生活和信仰的“意义”不能从计算机中用二进位排列和组合出来，也不能指望风在沙滩上吹出来。《圣经》的意象形成和象征过程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三段论式形式逻辑思维，也不是空泛的大而化之的哲学思辨，而是运用象征手法进行的“意象思维”，非常类似于现代文论意义上的一些文学创作手法与过程。然而，正如我们在上文所指出的那样，《圣经》作者的写作和思考，不是纯文学的为了人们的消遣闲读的“创作”，因为在现实的信仰与生活场景中对意象的不断重述、扩充，正是对作者和作品读者或听众的生活本身的重新认识和肯定。其作品在我们看来是脑力劳动的产品，而在以色列人却是说明、规范信仰和生活，给予生活以重大意义的“经典”。也就是说，我们既要看到古以色列的神学家在《希伯来圣经》中如此解释信仰和生活，还要深究他们为何这样解释信仰和生活——这是对《希伯来圣经》的所谓“内在诠释”的根本路径。这种用意象思维观察和表达信仰的传统，也被新约作者所继承 。所以，不了解《希伯来圣经》的语言和思想方式，会《希伯来圣经》架空，使之变成教义式读经的沙漠；不了解这种思维方式在《新约》中的传承，也会阉割《新约》，对《新约》作出一些看似头头是道，实则令人啼笑皆非的“解释”。这种不恰当的诠释思路，结果会误解上帝启示人的方式，使承载着复杂文化意义和智慧的经文变为冷酷的宗教规条和愚拙、虚伪的宗教面具。


摘自：福音时代